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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宋代官员和百姓的称谓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,与前代有很多的不同。宋徽宗政和（1111-1118年）年间，苏轼的次子苏过（字叔党）来到汴京（治今河南开封市）.他见倡妓被称为“录事”，情不自禁地叹息道:“今世一切变古，唐以来旧语尽废，此犹存唐旧为可喜。”简直有些喜出望外[1]。当然，不是一切旧称谓都废而不用，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称谓,或者利用旧称谓而给予新的内容。宋代的各种称谓，按其性质可分为尊称、卑称、通称、美称、恶称、谬称等六种。本文将叙述各行业的通用称谓，亲属间的称谓，士大夫和妇女的行第、名讳等。

　　宋代各行业的人们彼此间通用的称谓很多。首先是皇帝和皇后、嫔妃、公主、驸马、宗室等的称谓。宋代官员和百姓都尊称皇帝为“官家”。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3记载:“蔡邕《独断》，汉百户小吏称天子曰‘大家’，晋曰‘天’，唐人多曰‘天家’，又云‘官’。今人曰‘官家’，禁中又相语曰‘官里’。官家之义，盖取‘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。’”有人说过：宋仁宗“百事不会，只会做官家。”[2]官员又经常称皇帝为“上”[3]。宋孝宗时，高宗做太上皇，孝宗有时陪伴高宗游赏。如一起至聚景园，“太上、太后并乘步辇，官里乘马，遍游园中”。又有一次，“太上云：‘传语官家，备见圣孝，但频频出去，不惟费用，又且劳动多少人。……’……自此官里知太上圣意不欲频岀劳人”[4]。在宫中，嫔妃们也称皇帝为“大家”。有一次，宋仁宗从御苑回宫，吩咐嫔妃们说:“渴甚，可速进熟水。”嫔妃送上开水，问仁宗:“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？”[5]太尉、西平王李筠之女嫁给崔枢,崔枢之父患病，李女告诉其父说:“大家昨夜小不安，适使人往候。”李筠答道：“汝为人妇，岂有阿家体不安，不检校汤药……”[6]说明王室中媳妇也称公公为“大家”或“阿家”。宫中称皇后为“圣人”，称嫔妃为“娘子”[7]。宋代还称皇帝的女儿为“公主”，皇帝的妹妹为“长公主”，皇帝的姑母为“大长公主”。宋徽宗时，一度改称“帝姬”，不久复旧[8]。有时皇太后可以称公主为“主主”，看来是一种亲热的称谓。官员们称大长公主为“大主”[9]。俗称驸马为“国婿”、“粉侯”。王师约当了驸马，人们因称其父王尧臣为“粉父”。文及甫写信给邢恕，也称驸马韩嘉彦之兄忠彦为“粉昆”[10]。宗室之女封为祁主者，其夫称为“祁马”；封为县主者，其夫称为“县马”。亲王南班的女婿，号称“西官”，又称“裙带头官”[11]。

　　其次是官员的通用称谓。皇帝可称臣僚为“卿”，但臣僚不敢自相称呼为“卿”[12]。官员们对上级或同级官员自称“下官”[13]，是一种谦称。但称呼别人，常常过称官名，实际是互相吹捧。宋仁宗初年，曾经发现文、武官员过称官名，“妄相尊”。如任节度使和观察使者，检校官不到太傅，就允许别人称自己为“太傅”；诸司使允许别人称自己为“司徒”，等等。当时朝廷特地制定专法加以禁止，但收效甚微，撤销禁令后，“其风愈炽，不容整革矣”[14]。有些官员的寄禄官只是朝议大夫（正六品），却擅自让人称己为“中大夫”（正五品），提高了整整三阶。甚至知州以上的官员都乱称“中大夫”或“通奉大夫”（从三品）[15]。百姓们通称现任官员为“官人”。宋真宗曾经率领百官和卫兵队伍过泰山脚下，数万村民围观，道路为之堵塞，队伍不能行进。真宗问左右怎么办，有人献策说:“村民所畏者尉曹也，俾弹压之。”立即下令召来。一会儿，一名身穿绿衣的青年官员跃马疾驰而来，村民们大呼：“官人来矣！”纷纷走逃而散。真宗笑道：“我不是官人邪？”[16]官员守选或待缺期间，如不回故里，而寄居外乡，在当地被称为“寓公”[17]。

　　第三、富室的通用称谓。宋代称宰相之子为“东阁”。其实，东阁最初是宰相招延宾客的场所，与宰相之子不相干。后来把“郎君”加在东阁之下，表示宰相之子。到宋代，直接以宰相之子为东阁[18]。权贵的子弟又可称为“衙内”。宋太宗时，河南府洛阳有“十衙内”，他们是一些节度使在军队中充当牙校的十名子弟[19]。达官显宦家的子弟还可称为“舍人”，得名于武官的官称“阁门宣赞舍人”。各地富人在社会上普遍被尊称为“员外”。南宋末年人方回指出，北宋时汴京“富人皆称员外”，“员外”得名于尚书省各部的员外郎，为长官的助手。追溯到宋以前，“员外”乃指宋代的“添差”即超编官员[20]。如果富人的年龄较轻，则人称“小员外”[21]。有些富人被称为“承务”或“郎”。宋高宗时扬州人胡十，“其家颇足，故有承务之称”[22]。得名于文官的官阶之一“承务郎”（京官的最低阶）。宋孝宗时，湖州市民许六，原以售饼为生，被称为“许糖饼”。后来“家业渐进，遂有‘六’之称”[23]。南剑州尤溪县酒户璩小十，“沽道颇振”，被称“十郎”[24]。“郎”得名于宋代中下级文武官员的寄禄官通称，具体如迪功郎、承信郎。广州民间还称拥有铜鼓者为“都老”，原来当地人称呼所尊敬者为“倒老”，而后讹化为“都老”[25]。

　　第四、巫医、倡妓、工匠、军人等的通用称谓。宋代市井的巫师、医人、祝卜、技艺之流，无不自称为“助教”[26]。助教是各类官学的低等学官；同时，又是州衙所属一种最低级的官员，没有职掌，皇帝有时以此授给士人，有时用以安置犯过失的官员，更多的是富人们通过向官府纳粟来买得这一头衔。所以，三教九流都可称为“助教”。北方称卜相之士为务“巡官”，得名于巡游四方卖术。宋代还开始称医人为“大夫”或“郎中”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绘有汴京“某某大夫”行医售药的药铺。饶州波阳医人赵珪，“人称为赵三郎中”[27]。汴京迁临安医家张二大夫，后在吉州开药店[28]。朝廷太医局设有医师、针师、按摩师、咒禁师，各“师”之上都有“博士”负责教导，之下又设工、生等。“医生”是对各级医学中学生的称呼。太医局的学生也可称为“局生”；见习学生称为“习医生”或“习学医生”，“习医生”经过考试合格,则可升为“局生”[29]。当时北方民间又常常称医人为“衙推”[30]。各行业工匠，开始被人们称为“司务”[31]。木匠称为“手民”或“手货”[32]。在饭馆酒肆内，卖下酒食品的厨子，叫“茶饭量酒博士”，或称“量酒博士”。店内的年轻后生，称为“大伯”。在厨内掌勺的厨师，是“当局者”称“铛头”。在两廊负责向客人端菜者，称“行菜”[33]。女厨师被称为“厨娘”[34]。临时到店内向食客唱喏，为之办事，像“买物命妓，取送钱物”，称为“闲汉”。在客人桌前换汤、斟酒、歌唱，或送上水果、香药，等客人离去时索取赏钱，称“厮波”[35]。专门替人“拂拭头面”而右“缴鼻”、“缴耳”和“缴面之末技”的理发修脸匠，称为“剃剪工”、“剃工”、“刀镊家儿”，妇女当理发修脸匠则称为“刀镊妇”[36]。汴京百姓鄙称军人为“赤老”[37]，因为北宋时士兵都穿红色的军装。称为“录事”或“酒纠”[38]。汴京相国寺南有“录事项（巷）妓馆”[39]。妓院中姿色出众、地位绘高者称为“上厅行首”或“行首”[40]。人们还称收生婆为“助产”[41]、“老娘”[42]。宫中后妃怀孕将满七刀，命本阁“踏逐（按即物色、挑选之意）老娘、伴人”[43]。这种称呼，江浙有些地区沿袭至今。船上的篙师称为“长年”或“长老”[44]。穷书生在村中教学，或者士人应举专攻学完科，人们称之为“某某学究”[45]。淹少年时便被人称为“朱学究”。

　　第五、仆隶的通用称谓。江西和江东俗称受雇的佣工为“客作儿”，此词早在三国时已经出现，但宋代更为普遍便用，且成为一个骂人的词语[46]。宋朝官员们称自己的家仆为“院子”[47]，称主管自家杂事的仆人为“内知”[48]或“宅老”。张知白（谥文节）不纳年轻美貌的婢女为妾，“遽召宅老，呼二婢之夫兄，对之折券”[49]。吴楚地区的主人称自家年轻的女使为“丫头”[50]。京城富人购买婢女，其中从未进入人家者被称为“一生人”，主人喜欢她们“多淳谨也”[51]。一般人称未婚的女婢为“妮”、“小妮子”、“小环”。梅尧臣《宛陵先生集》卷53《听文都知吹箫》诗有“欲买小环以教之”之句。仆隶们往往彼此互称官名，比当官的主人的官阶还要高许多。如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说过:“某生平作官，赴家仆不止。”文彥博发现自己刚当侍从官时，家仆们已经自称为“仆射”；刚当宰相，家仆们又先升等称“司徒”了。曾慥因之说:“近年贵人仆隶，以仆射、司徒为卑小，则称‘保义’，或称‘大夫’。”[52]“保义”即保义郎，为武官的一阶，原称右班殿直；“大夫”指武官的官阶武翼大夫以上。两浙地区还称富人家年幼的奴仆为“将军”[53]。奴仆一般称男、女主人为“郎君”和“娘”[54]或“小娘子”[55]，这些“郎君”或“小娘子”应该是年纪比较轻的。年纪较大的仆隶在主人前，自称“老奴”[56]。

　　第一、子女对父母的通用通谓。古代子女称父亲为“大人”或“家府”、“家君”、“家父”，称母亲为“因母”或“家夫人”[57]。到宋代，子女普遍称父亲为“爹”或“爹爹”，称亲生父亲为“嫡父”[58]；称母亲为“妈”或“妈妈”[59]，称亲生母亲为“嫡母”[60]。庄绰认为，这种称呼是“举世皆然”[61]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地区的子女称父亲为“爷”或“爷爷”[62]，称母亲为“娘娘”的。如高宗初，东京留守宗泽威名日著，金人既敬重又害怕，尊称为“宗爷爷”[63]。又如宋仁宗称真宗刘皇后为“大娘娘”，称真宗杨淑妃为“小娘娘”[64]。宋徽宗也称杜太后为“娘娘”。蔡條指出，徽宗“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，曰‘娘娘’”。[65]江州（治今江西九江市）农村中称父亲为“大老”[66]。福建人称父亲为“郎罢”或“郎伯”[67]。黄庭坚《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》诗云：“但使新年胜故年，即如常在郎罢前。”[68]陕西一带“俚俗”，子女称父亲为“老子”，即使年仅十七八，只要生子，也用此称。所以，西夏人称范仲淹和范雍为“小范老子”和“大范老子”，是尊崇他们为父的缘故[69]。有些地区的子女称父亲之妾为“少母”或“支婆”。陆游:《家世旧闻》载有“杜支婆”者，注云：“先世以来，庶母皆称支婆。”还有一些地区，做儿子的在众人面前，称自己父亲为“老儿”，死后称为“先子”，“习以为常，不怪也”[70]。

　　第二、长辈对儿女辈的称呼。福建人称儿子为“囝”（音检）[71]，陆游有“阿囝略知郎罢老”的诗句。各地习惯称非自己亲生之子为“螟蛉”[72]。称遗腹子为“別宅子”，法律规定：“诸别宅之子，其父死而无证据者，官司不许受理。”[73]称过继与本族本房人内子者为“过房儿子”或“养子”[74]、“义子”[75]、“继子”[76]。出继给他人为子者称“出继子”[77]。一般民户称人家的在室女（处女）为“小娘子”[78]。宋代“小姐”一般是对散乐路歧人和妓妾等地位低微的女性的称呼。孝宗时，靳春人傅九“与散乐林小姐绸缪”，因家长阻拦，双双自尽[79]。钱惟演《玉堂逢辰录》载荣王宫起火，系“掌茶酒宫人韩小姐”放火所致。只在区别人家的长女和次女时,才称长女为“大姐”，称次女为“小姐”[80]。

　　第三、子孙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通用称谓。子孙一般称祖父为“翁”、“翁翁”、“耶耶”、“祖公”或“太公”，称祖母为“婆”、“婆婆”、“娘娘”、“祖婆”、“太母”或“太婆”[81]。福建建安人叶德孚对其祖母说:“告婆婆，当以钱奉还……”[82]北宋末，燕山府永清县有一石幢，上刻“亡耶耶王安、娘娘刘氏……”[83]孔平仲撰《代小子广孙寄翁翁》诗云：“太婆八十五，寝膳近何似？”四川民间尊称长者为“波”，因而对祖父或外祖父也都称“波”[84]。一般外孙称外祖父母之家为“外家”，称外祖父母为“外翁”和“外婆”[85]。有的地区也称外祖父为“外大父”，如朱熹即撰有《外大父祝公遗事》[86]。

　　第四、女婿与岳父母之间、女婿与女婿之间、媳妇与公婆之间等通用称谓。宋代女婿普遍称岳父为“丈人”，称岳母为“丈母”[87]。也有称岳父为“冰叟”或“冰翁”。苏轼《次韵王郎见庆生日并寄茶》诗云：“朅从冰叟来游宦，肯伴臞仙亦号儒。”[88]张世南称其兄的岳父为“冰翁”[89]。王琪《续纂》说，“左科”即差错之一为“丈母牙痛，灸女婿脚跟”[90]。有些地区女婿称岳父为“泰山”，称岳母为“泰水”[91]。当时人们尊称他人的岳父为“令岳”，称他子的伯父和叔父为“列岳”[92]。至于岳父母，也可雅称女婿为“娇客”、“东床”、“坦床”或“郎”。黄庭坚《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有感》诗云：“妇翁不可挝，王郎非娇客。”此处“娇客”王子立,是苏辙之婿。[93]陆游也记载秦桧有十客，以爱婿吴益为“娇客”[94]。江休复《嘉祐杂志》载，外戚曹佾太尉是仁宗曹皇后之弟、大臣张音的“坦床”。蔡襄称自己的女婿谢仲规为“谢郎”[95]。两广地区的岳父母直称女婿为“驸马”，这是“中州所不敢言”者[96]。

　　前夫死后,续招一夫进家，世称后夫为“接脚婿”。宋理宗时，太学生林乔由徐元杰的家属“为伐柯一村豪家，为接脚婿”[97]。宋朝法律允许接脚夫的存在，“盖为夫亡子幼，无人主家设也”[98]。有些人家无子，唯恐世代从此断绝，不肯出嫁其女,于是招婿以补其世代，称为“补代”。民间讹传赘婿为“布袋”，有人望文生义，以为当了赘婿，“如入布袋，气不得出”，故名。有人入赘岳父家，号“季布袋”[99]。江西一带称赘婿为“入舍女婿”[100]。

　　女婿和女婿之间的称呼。大女婿称为“大姨夫”，小女婿称为“小姨夫”。欧阳修与王拱辰同为薛奎的女婿，欧阳修先娶薛奎的长女，王拱辰娶其次女；后来，欧阳修再娶其第三女，所以欧阳修有“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作小姨夫”的诗句[101]。人们还称同门女婿为“连襟”、“连袂”、“连裌”或“僚婿”、“友婿”。马永卿《嬾线《亚婿》说，江东人称为“僚婿”，江北人称为“连袂”、“连襟”。吴曾记载，范仲淹和郑戬“皆自小官、布衣选配，为连袂”[102]。

　　第六、夫妻之间的通用称谓。宋代世俗，丈夫可称妻子为“老婆”或“浑家”、“老伴”。唐代已有老婆一词，但不指妻子，与一般人所说的老妇相同。寒山子诗云:“东家一老婆，富来三五年。”《太平广纪》引《王氏见闻》，枢密使宋光嗣不留胡须，自愧说:“吾无须，岂老婆耶？”后遂蓄须。说明这时的“老婆”一词没有妻子之意。到宋代，“老婆”成为表示妻子的主要俗语。临安府的卖卦人，在街市边走边叫：“时运来时，买庄田，取（娶）老婆。”[109]借此招探顾客。《京本通俗小说•西山一窟鬼》描写：“王七三官人口里不说，肚里思量:吴教授新娶一个老婆在家不多时。”有时，老年妇女也可自称“老婆”。如长兴霍秀才之母对官员说:“此老婆之子霍某，儿女尚幼……”[110]“浑家”一词宋时也比较多使用。尤袤《淮民谣》诗云：“驱东复驱西，弃却鉏与犁。无钱买刀剑，典尽浑家衣。”[111]《京本通俗小说•碾玉观音》描写：“崔宁到家中，没情没情，走进房中，只见浑家坐在床上。”同时，沿用唐人习俗，“浑家”有时当作“全家”之意使用。如有人赋诗云：“深夜一炉火，浑家团圆坐，芋头时正熟，天子不如我。”[112]夫妻年老后，丈夫可称妻子（缺）“老伴”。姜特立《老伴》诗云：“老人须老伴，旧事可重论。今古不同调，后生难与言。”[113]从宋初到徽宗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，升朝官的妻子从上到下可获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君四级封号.其母亲的封号则皆相应加上“太”字。政和三年起.升朝官的妻、母的封号，从上到下改为夫人、淑人、硕人、令人、恭人、宜人、安人、孺人共八等[114]。人们包括丈夫也可用这些封号来称受封的归女。如罗晏与一僧坐谈，罗“忽起曰：‘房令人来。’僧惊问何在”。[115]又如全州司户参军单飞英准备娶邢春娘为妻.全州知州对春娘说：“汝今为县君矣.何以报我？”另一通判对知州说，此女“今是司户孺人，君子进退当以礼”。[116]“县君”和“孺人”在宋代民间似平成了官太太的同义词。丈夫对小妻的称呼，常因地而异。西北人称为“祇候人”或“左右人”，两浙人称为“贴身”或“横床”，江西和江东人称为“横门”[117]。

　　第七、其他亲戚的称谓。宋代人们称父亲的哥哥为“伯伯”，称父亲的弟弟为“叔叔”；父亲的弟妻即叔母为“婶”，“婶”字是“世母字二合呼也”[120]。富弼在家信中说:“伏惟大叔、大婶尊体起居万福……弼再拜，大叔秘监、大婶郡君坐前。”[121]又称父亲的堂哥为“堂伯伯”[122]，称父亲的姊妹为“姑姑”，称姑姑的丈夫为“姑夫”。吕本中在信中写道：“本中再拜……徽猷侍讲姑夫、淑人四十七姑座前。”[123]还称母亲的兄弟为“舅父”，称舅父之妻为“舅母”或“妗”。张耒《明道杂志》指出：“经传中无……妗字，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。”邵䶵的家信中写道:“三十一舅、三十一妗县君到乡，事少间，即常到省见外婆及诸妗也，间恐知之。”[124]称母亲的姊妹为“姨”或“姨姨”，称姨的丈夫为“姨夫”。宗泽在家书中说:“暑热计时奉姨姨太孺人安佳。”[125]人们又称妻子的兄弟为“舅”或“舅子”，这是依随其子女的称谓。岳州百姓邹曾九，娶甘氏为妻，甘氏之兄叫甘百九。邹曾九说：“叵耐百九舅.更无兄弟之情。”[126]青州人韦高娶杨三娘子为妻，后来遇到杨签判宅的“二承务”，“视之，乃舅子也”[127]。族妻子的姊妹为“姨”，常与对母亲的姊妹的称呼相混[128]。

　　宋代士大夫私交，常以“丈”字相称。在现存的宋代史籍中，士大夫之间往来的书信，往往互相称为“丈”。朱弁说:“近岁之俗，不问行辈年齿，泛相称必曰‘丈’。不知起自何人，而举世从之。至侪类相狎，则又冠以其姓，曰‘某丈’、‘某丈’，乃反近于轻侮也。”[135]如有些文人称司马光为“司马十二丈”[136]，称苏轼为“东坡二丈”[137]，即是。苏辙在信中写道:“辙启……知军、大夫徐丈执事。”苏过（缺缺）信中写道：“过再启，窃承文登信至，丈丈尊候万福，欣慰何已。”[138]士大夫们普遍以别人称自己为“公”，为敬重自己；反之，如别人称自己为“君”，则认为“轻己”[139]。

　　宋代人们还喜欢用行第相称。所谓行第，就是今天的排行。行第有多种排列方法。明人顾炎武说:“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，世谓之排行。如德宗、德文，义符、义真之类。起自晋末，汉人所未有也。”如起单名，即“以偏旁为排行”，这种办法与用“兄弟行次，称一为大”的做法，顾炎武说已“不知始自何时”[140]。宋代的宗室仍然“依行第连名”，规定不能使用单名，同一辈必须联同一个字如“士”字、“之”字之类[141]。这是所谓双名行第法，其中同一辈的名字中必须一字相同。另一种是单名行第法，名字必须同一偏旁。第三种是按出生次序排列的行第法，如宗室赵德文，是赵廷美第八个儿子，其兄三人早死，依照活着的五兄弟的顺序，他为老五，因此宋真宗戏呼他为“五秀才”，宋仁宗尊称他为“五相公”[142]。宋英宗的行第为十三，宋仁宗说：“朕为十三，后为滔滔（按：英宗皇后的小字）主婚，使相嫁娶。”[143]又如黄庭坚称苏轼为“苏二”或“东坡二丈”。苏轼的正式排行为“九二”，所以其弟苏辙人称“九三郎”。苏轼曾经对苏辙说：“九三郎，尔尚欲咀嚼。”[144]陈师道称秦观为“秦七”，秦观称陈师道为“陈三”，又称黄庭坚为“黄九”[145]。刘敞称欧阳修为“欧九”[146]（九苏轼称李师中为“李六•丈”[147]。宋徽宗对蔡京一家极为优遇,对蔡氏兄弟都“用家人礼，而以行次呼之”。徽宗称蔡卞为“蔡六”，称蔡仲兄为“十哥”季兄为“十一”，称蔡條为“十三”[148]。使用这种行第法时，往往将同胞兄弟和姐妹一起按照岀生的先后顺序排列。如岳州妇女甘氏的行第是百十，而其哥名“甘百九”[149]。第四种行第法是前面用百、千、兆等中的一个字序辈，下一字则按出生次序排列行第。现存的《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登科录》，截有状元文天祥以下殿试中榜人名单，也记录了他们的行第。如文天洋为“第千一”（有弟一人，名天璧）、陈桂“第兆二”。其中王景倓 “第小一”，有兄一人；傅一新“第大”，有弟一人。这种行第法较为复杂。宋代士大夫们以被人按行第称呼为荣。陆游说过：“今吴人子弟稍长，便不欲人呼其小名，虽尊苦亦行第呼之矣。”[150]这显然是唐代以来的一种新的风气。

　　宋代普通的妇女不起正名，常常用姓氏加上一个“阿”字，便算她的正式名字。赵彦卫说：“妇人无名，以姓加阿字。今天官府，妇人供状，皆云阿王、阿张。”[152]在平时，妇女只是按照自己的行第组成名字，称为“某某娘子”。如果是未婚的闺女，则称“某某小娘子”。吴自牧《梦梁录》记载，临安府女家在答复男家定亲的帖子上，开具新娘系本宅“第几位娘子”[153]。比如宋孝宗时一名妇女姓张，排行第三，人们称之为“张三娘”[154]。再如“史氏百九八娘”、“郑氏三十娘”、“张氏十一娘”、“孙四娘子”等[155]。这一类妇女的姓名，在有关文献中俯拾即是。像李清照、朱淑真等有正名和字、号的妇女，在宋代只是为数不多的中上级官员的家属而已。宋代妇女经常自称“妾”。如一名娼女对秦观说:“妾僻陋在此……”[156]妇女又常常自称“奴”、“奴奴”或“奴家”。华岳《新市杂咏》十首之一云:“试问行云何处觅？画桥东畔是奴家。”[157]《鬼董》也记载，一名少女自称“奴奴小孩儿，都不理会得。”宋仁宗曾经想裁减宫女，一名掌梳头者告诉他:“若果行，请以奴奴为首。”[158]相传为天台官妓严蕊而实为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所撰《卜算子》词云:“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”朱翌认为，“今则‘奴’为妇人之美称。贵近之家尹女其妇，则又自称曰奴”。他指出：妇女“一例称奴，起于近代。”朱翌还记载,两广的女子都自称为“婢”，男子自称“奴”，与其他地区稍有不同。[159]清代学者钱大昕经过研究，发现妇人自称为“奴”是从宋代开始的[160]。这一现象反映,从唐代到宋代，妇女的社会地位在逐步降低。